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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胖子前腳離開,鄧夏後腳便至京城。

鄧夏是來送信的,一路跟隨遞送公文的官差。雖然也可以讓官差捎信,但沈有容放心不下,讓鄧夏務必親自走一趟。

除了沈有容的家信,還有令孤許等士子的信件。

另外,白崇彥、閔子順的家人,也委託鄧夏把書信帶來。

朱國祥將老婆的信看完,說道:“炒茶技術洩露了,去年冬天,一個鄭家茶工被人灌酒,把炒茶的大致流程傳出。今春便有人制作炒茶,那茶工驚恐之餘,乾脆舉家逃去興元府,投靠了另一個大茶園主。”

“遲早的事。”朱銘說道。

北宋末年的奴僕都是僱傭制,奴僕的子女擁有自由身。

世僕當然也存在,屬於合同到期,卻主動留下來,終身服侍主人家。這些世僕的子女,也可以叫家生奴,但同樣擁有自由身。

相較於龐大的奴僕群體,世僕和家生奴是很少的。他們一般都是心腹,留在主人身邊聽候使喚,又或者被派去店鋪、作坊做管理者,不可能去做底層製茶工人。

所以宋代的革新技術,如果接觸的人過多,是很難進行保密的,因為工匠的流動性太強。

這麼說吧,福建那邊的御茶園,經常耗費大力氣研究新茶。往往頭一年研究出來,第二年就遭洩密,私茶質量反而超過御茶。

專利保護什麼的,肯定沒有。

就算有,也無法實施,太依賴執法力度了。

宋代只有書籍版權保護法案,不管是自己寫的新書,還是重新校對的老書,都可以送到衙門進行稽核,透過稽核就能獲得版權保護。

印刷之時,有專門的版權頁,用大字註明這本書不可盜印。

盜版商若被證實其違法行為,最高判罰是抄家!

但這種版權保護,頂多能在本州縣起作用,地方官府很難跨境執法。

朱國祥說:“洋州的底層百姓,依舊在喝更便宜的散茶。上流社會階層,還保留著喝高階團茶的習慣,只經常用炒茶來招待客人。炒茶的主要客戶,是城市中產和官府訂單,如果炒茶產量過多,本地市場很容易飽和。”

朱銘說道:“肯定沒有飽和,市場都沒有完全開發出來,只是短時間內供大於求而已。大明村和鄭家,想要把炒茶賣完,必須透過走私途徑。”

也可以走茶馬司的正規途徑,但有三個難處:

一是川峽四路的茶葉,只能賣去邊疆換馬,就算是民間商賈販運,也必須運到熙河路都大茶馬司。

二是合法賣茶,稅收太重,利潤並不高。

三是那些少數民族,還沒有喝炒茶的習慣,就算運過去也不一定有市場。

朱國祥說:“張廣道打算跟鄭家合夥走私,有容剛開始表示反對,後來被眾人說服了,因為想搞走私的不止張廣道。而且,大家也不覺得走私有啥錯,整個洋州三縣,不參與走私的茶園、茶商早破產了。”

即便是走儻駱道,也是要交稅的。

駱谷出口有個收稅站,可以輕鬆買通稅吏,以普通貨物報關,以此逃避高額茶稅。

朱國祥又說:“大明村的人口,已經超過1700人。下白村的漢江對岸,那些散居農戶主動要求,連人帶地集體併入大明村,以尋求大明村的保護,逃脫官府的苛捐雜稅。”

朱銘笑道:“這等於我們的地盤,直接擴大了五分之一。”

朱國祥把書信扔進爐子裡燒掉:“在孟昭、餘善微夫妻的建議下,有容把村子劃定為三個裡。原有的黑風寨附近土地為第一里,廢茶山到江邊客棧為第二里,靠近漢江的河谷地帶到下白村對岸為第三里。”

“我這後媽,是個能做事的。”朱銘給予高度評價。

朱國祥搖頭說:“肯定是餘善微出的主意,那個女人不簡單啊。”

朱銘問道:“縣衙什麼反應?”

朱國祥說道:“向知縣升遷了,新來的知縣叫龐瑞。此人做了好幾年州學校長,估計是窮瘋了,一上任就往死裡撈錢。簡直連臉都不要,打著為朝廷徵集糧餉的幌子,一口氣增加好幾種苛捐。下白村對岸的零散農戶,就是受不了這個,才帶著土地集體投靠大明村。”

“主簿張肅是什麼反應?”朱銘又問。

朱國祥忍不住好笑:“張主簿和白二郎聯手,抗拒這種胡亂收稅的行為。但張主簿是真心抗拒,想緩解百姓的負擔。白二郎和手下那幫胥吏,卻是一邊抗拒,一邊趁機撈錢。”

“張主簿不容易啊,”朱銘生出感慨,同時又幸災樂禍,“上有貪官,下有汙吏,他夾在中間肯定難受,估計是沒有心思去管大明村了。”

朱國祥欣慰道:“縣衙官吏,鬥得越兇越好,大明村才更容易埋頭髮展。新來的龐知縣,主動向大明村示好,估計是想巴結我們兩個。他在任期間,完全不用擔心外部壓力。”

“村學怎樣了?”朱銘問道。

“去年全村大豐收,”朱國祥笑得很開心,“好多村民把孩子送來讀書,學生已經有五十幾個,其中四個還是女孩子。孟昭正在聯絡舊時同窗,也是一個落第士子,想把那人也拉來大明村做老師。”

五十幾個學生,就算只有一半,年齡在十歲左右。等五六年之後,也能培養出二三十個識字少年,而且還都是會數學的,這將是起兵之初的官吏班底。

更何況,隨著村民更加富裕,學生數量會越來越多。

真的就叫“富裕”,能吃飽穿暖,再存下幾個餘糧,他們就覺得日子過得很富。

書信已在爐中化為灰燼,朱國祥臉上笑容不散:“就連嚴大婆都在出主意,去年村裡有了更多餘錢,嚴大婆建議添置六頭耕牛。村裡僱人專門養牛,農忙時低價出租給村民耕地。村民也可以進獻牛草,所獻牛草達到一定數量,就能免費耕半畝地。”

朱銘說道:“只要給一個安定環境,百姓的主觀能動性就能發揮。而且,農民更知道農民需要什麼,嚴大婆種了一輩子地,她就曉得農民迫切需要耕牛。村裡原有的耕牛,數量完全不夠用。”

朱銘把洋州士子的書信看完,提筆逐一回信。

又將反覆修改補充的陳淵書稿,交給鄧夏說:“此書暫名《道用策》,拿回去交給令孤許。讓他不要藏私,願學此術計程車子,皆可傳抄出去推而廣之。”

寫完書信,朱銘又去拜訪陳淵。

“先生,明日的官船,我要去濮州上任了,”朱銘問道,“先生有何打算?”

陳淵說:“《道用策》已經編撰完畢,這半年來,又向令尊學習了微積分。微積分玄奧無比,我暫時只能領略皮毛,恐怕得用二十年時間去鑽研。東京這裡,我雖收了上百個弟子,但難以忍受此地的風氣。”

難以忍受的是學術風氣,為了不被官方刁難,陳淵刪除了很多違背新學的言論。

整個徽宗朝,學術控制最嚴格的地方,一個是開封,一個是洛陽,這兩座城市都不適合傳播新思想。

陳淵感覺自己是戴著鐐銬在跳舞,憋了一年多,實在受夠了:“等天氣涼快些,入秋之後,我也會離開東京。先去兩浙看望恩師,順便講學兩月,然後就回福建。”

“先生今後便在福建路傳播學問嗎?”朱銘問道。

陳淵點頭說:“回到家鄉,建一書院,專門傳授道用之學。而且我離家數載,是該回去跟妻兒團聚了。”

朱銘拿出價值三百貫的銀子:“先生請收下。”

這三百貫,一半是歸還借款,當初開煤炭鋪找陳淵借了些。剩下一半,是朱銘資助陳淵的回鄉路費。

陳淵也不推辭,欣然收下,提醒道:“你外放出去,便安心為政,務必要造福百姓。至於當今這位官家,越來越荒唐了,是不可能勸諫的。你還年輕,多多積累資歷,等著好生輔佐新君吧。”

大部分蔡京的反對者,目前都只能選擇蟄伏,押注在那位皇太子身上。

他們對於皇帝的態度,基本就是:大號廢了,練小號吧。

陳淵很看好朱銘,以宋徽宗天天嗑藥的不良習慣,頂多還能再活一二十年。到時候,朱銘也才三十多歲,已經積累了豐厚的資歷,正好可以輔佐新君做國之重臣。

陳淵依舊不承認王安石的王號:“王荊公變法,本意是好的,但用人不善,且太過急躁。你今後若要變法,當引以為戒。”

雖然很多人反對王安石變法,但到了徽宗朝,面對一大堆爛攤子,變法已經成了天下共識。

有志之士,都想著變法,但不是像蔡京那樣變。

有歷史學者,總結過蔡京的變法核心思路:將地方之利,盡收於中央。再把中央之利,盡收於皇室。

於是,各地官府沒錢,中央財政匱乏,宋徽宗卻有大量錢財可以揮霍。

而地方官府沒錢,只能加倍盤剝,靠收苛捐雜稅過日子。

“先生珍重,告辭!”朱銘起身離開。

陳淵送他出門,然後回到房裡,繼續研究微積分。

翌日,朱銘坐上官船,經廣濟河前往濮州。

同船還有個王傑,也是去赴任的,而且還是朱銘的鄰居——興仁知府,府治在濟陰縣。

朱銘任職的濮州,州治在鄄城縣。

在這兩個地方的東邊,正是水泊梁山!

(本章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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