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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福宮。

宋徽宗正在閱讀《大學章句疏義》,嘉王趙楷在旁邊坐著,蔡京亦被皇帝賜座。

而王黼、李邦彥、梁師成等人,則靜靜站於周圍。

梁師成造海船的任務已完成,前陣子回京覆命。宋徽宗本想讓他駕船出海尋仙,梁師成直接裝病不起。

皇帝知其害怕,也懶得拆穿,改派別的心腹太監,率領道士、禁軍、童男童女前往杭州登船。

十多分鐘就把書看完了,宋徽宗問道:“有何不對之處?”

蔡京說道:“此洛學也,頗多二程之言,譬如格物致知。”

宋徽宗卻說:“格物致知,乃孔夫子遺言,怎成了二程說法?”

蔡京說道:“我朝儒士,對此眾說紛紜。便連二程也有分歧,朱銘的格物致知,分明是引自程頤。”

蔡京不僅帶來了《大學章句疏義》,還帶來一本《道用策》。

宋徽宗不置可否,轉而閱讀《道用策》。數學、農學、物理等內容,他全部跳過不看,只讀書中的理論文章,半個小時不到便已讀完。

讀著讀著,宋徽宗就笑起來:“這個朱銘做學問,就像煮雜粥一般,他不止引用洛學,還引用了許多新學。洛學為本,新學為用,能揉在一起也算難得。”

宋徽宗可不止會搞藝術,他本身是有儒學根基的,居然能一眼看穿朱銘的底細。

事實上,除了王安石故意牽強附會、歪曲經義的部分,新學和洛學在學術上並沒有太大沖突。

就拿格物致知來說,新學和洛學是大致相通的。

分歧當然也有,就連程顥、程頤兄弟之間都互有分歧。

王安石的格物理論,反而更接近程頤。

程頤認為,格物有外物和性分的區別。

外物,即人對事物現象的固有認識。比如看到冰就知道是寒冷的,看到父子就聯想到孝順。(事物的表象特徵。)

性分,即事物現象所蘊含的深層次道理。比如冰是水受到陰氣影響所化,陰氣鬱積所以很寒冷。孩子孝順父親,有更多人倫道理等等。(事物的內在規律。)

程頤的觀點是,格萬物而窮萬理,萬理相通是大道。更注重理論總結。

王安石雖然沒有明說,但也在格萬物而窮萬理,只是各種道理沒有串聯起來。更注重實踐效果。

程頤還對此進行吐槽,大概意思是說:“王安石年輕時牛逼轟轟說自己能格物窮理而歸一,後來做學問卻自我否定,晚年的學術成果更是支離破碎。”

朱銘啟發陳淵撰寫的《格物論》,既注重理論總結,又注重實踐效果,等於把程頤和王安石相結合。

所以,宋徽宗說朱銘在熬雜粥,洛學取一點,新學取一點,扔在鍋裡一起煮。

蔡京坐在椅子上沒動,右手抬了抬。

蔡攸立即捧出別的罪證,正是朱銘在金州州學的講學內容摘抄。

宋徽宗仔細看完,臉色終於變得不悅。

王安石注有《禮記要義》、《禮記發明》兩本書,朝廷推廣的是前者,蔡京故意雪藏後者。因為後者多有“妄言”,好些觀點極為激進,甚至可以稱得上忤逆。

宋徽宗沒讀過《禮記發明》,即便讀過,看了朱銘的講學內容也會生氣。

因為王安石再忤逆,也不敢直接說出來,只是啟發讀者去想。類似戳破了窗戶紙,讓讀者可以窺探。

朱銘則明明白白講出來,等於一腳踹開大門。

“好個君贈無祿之臣曰獻,好大的膽子!”宋徽宗是被觸到逆鱗了。

他瘋狂推崇道教和道家,除了自己確實喜歡之外,更是要構建自己的法統權威。

他承認朱銘講得有道理,且《禮記》的本義,多半就是朱銘講的那樣。但是,絕對不能說出來,更不能講給士子們聽!

正因為講得有道理,宋徽宗才確信是朱銘講的,並非蔡京父子胡亂誣陷。

按照傳統的註解,那句話給出了花石綱的合理性。即無祿之臣,有好東西也該獻給君主,官員百姓進獻花石綱是應該的。

而朱銘把經義解釋一改,花石綱就背離了仁政,官員進獻花石綱就成了殘民!

蔡攸默不作聲,把朱銘的幾首詩詞獻上。

配合著講學內容,再看朱銘的後續三首詩詞,宋徽宗瞬間明白是啥意思。他欽點的探花郎,他重用提拔的臣子,居然寫詩暗諷自己,把他比喻成晚年昏聵的齊桓公,甚至使用“在床屍”這種詞句。

寫給李師師那首詞,還在暗示繼續亂政,大宋有可能會亡國。

“朕是在床屍啊!”宋徽宗已經怒極。

嘉王趙楷已經看完《大學章句疏義》,此刻正在讀《道用策》。他雖然天資聰慧但對洛學不瞭解,實在看不明白其中關竅。

乾脆不讀了,從皇帝手裡接過講學摘抄內容。

掃視幾行文字,趙楷義憤填膺道:“臣贈君曰獻,君贈臣怎能是獻?此人目無君上,該當重重責罰!”

宋徽宗對隨侍太監說:“擬旨,禁燬《大學章句疏義》、《道用策》,膽敢私藏、傳播此二書者,終身不得參與科舉。已有官身者,降官貶職。金州知州朱銘……”

李邦彥等人屏氣凝神,等著聽皇帝發落。

朱銘是文官,而且是朝官,宋室優待士人,不能一杆子將朝官打死。

特別是以言獲罪者,在處罰的時候要留有餘地。

思慮許久,宋徽宗說道:“金州知州朱銘,特降六官,貶為知縣!”

特降六官,朱銘的寄祿官就降為承務郎,從朝官變成最低階的京官。

好歹還保住了京官的官身,沒有直接變成選人。

蔡攸心情愉悅的離開皇宮,中途派人去找吏部侍郎孟揆。

皇帝只說把朱銘貶為知縣,卻沒有講明貶到哪裡。而且,朱國祥並未受牽連,朱銘還有起復的機會,得弄個好地方讓朱銘待著。

傍晚,孟揆到蔡攸府上拜見。

孟揆是《東京夢華錄》作者孟元老的親大哥,再過兩年還會主持修建艮嶽。

他爹孟昌齡,是蔡京的得力干將。

孟昌齡雖屬奸黨,卻也是一個能臣。其建造永久性浮橋,解決了東京黃河兩岸,漲水期的商旅來往問題。另外還督建了幾條運河——雖然都是為了收稅和運送花石綱,但確實也方便了交通。

孟揆問道:“尋個偏遠小縣如何?”

蔡攸說道:“最好是又窮又偏,還容易生事的小縣。”

孟揆計上心來,笑道:“可為黎州漢源知縣。”

“著啊!”

蔡攸拍手大讚:“君堪大用也!”

黎州屬於上州,並非戶口有很多,而是邊疆戰略位置重要。

但是,黎州僅有一縣,即漢源縣。下縣,很窮。

黎州境內,漢人不足3000戶,約16000人左右。又有熟夷3000戶,約18000人左右。

剩下的全是生夷,總數三四十萬人。

生夷部落,動輒互相攻打,甚至跑來劫掠漢民。

也即是說,朱銘去了之後,屬於附郭知縣。整個州就那一個縣他啥事兒都不能做主。漢人和熟夷加起來就三四萬,卻要面對周邊三四十萬生夷。

油水都是知州的,跟朱銘沒半毛錢關係,出了事情卻要共同擔責。

蔡攸說道:“李道衝辦事得力,給他尋個好差遣,我擇日便讓人舉薦。”

對於朱銘的處罰,很快就傳遍京城。

之所以傳得那麼快,純粹是因為學禁。

“道用”之學被斥為禁學,《道用策》、《大學章句疏義》被列為禁書。

這種事情,已經十多年不曾發生,上次出現還是禁止洛學和蜀學。

太惹眼了!

朝廷絕大多數官員,東京絕大多數士子,正是因為朝廷的禁令,才知道還有什麼道用之學。

所有的讀書人,都感覺不可思議。

這名不見經傳的道用學,居然能夠引起皇帝重視,居然能夠獲得與洛學、蜀學同等的待遇。

於是,官員和士子們互相打聽,道用學究竟是啥玩意兒。

蔡京還派遣差役,到太學裡面搜書,接連搜出好幾本手抄《道用策》。順便搜出一些洛學、蜀學書籍……

不禁還好,禁了等於給朱銘揚名。

待風頭稍過,《道用策》首先就在太學裡面加速傳播。

好多太學生,利用課餘時間,偷偷閱讀洛學、蜀學、道用學書籍。朝廷禁什麼,他們就看什麼,主打一個刺激。

甚至有人求購《大學章句疏義》,想知道里面究竟寫了什麼東西。

正好,朱銘寄了一本給陳東。

南郊,太學新校區。

陳東已經升為太學上舍生,他去朱探花石炭鋪取了包裹,當場開啟發現居然是禁書。欣喜之餘,又不敢聲張,揣在懷裡悄悄拿回學校。

上舍生待遇不同,宿舍都升級為兩人間。

“應道,快看這是何物!”陳東獻寶似的拿出來。

王俊義瞥了一眼封面,驚喜道:“大學章句……”

“小聲些!”陳東連忙提醒。

王俊義家住會稽(紹興),是王羲之的第三十世嫡孫,族譜詳細做不得假。他後來有個堂侄叫王佐,是朱熹的同榜狀元。

王俊義在學校學習新學,私底下卻是洛學弟子。

兩人關好門窗,湊到一起閱讀,越讀越是興奮。

王俊義說:“朱金州真乃當世大儒也!”

陳東憤憤道:“可惜不為奸黨所容,陛下真是昏聵糊塗了!”

王俊義說道:“此書一出,可傳萬世,三綱八目乃天下儒生之準繩也。”

“須得讓更多人看到。”陳東說。

王俊義想出個法子:“你我用左手抄錄,裝訂之後,丟棄到太學各處。”

陳東說:“我知有兩位學錄、一位教授,他們也私下修習洛學,可丟棄此書到他們房前。”

王俊義說:“上舍還有一些同窗,他們也在讀禁書,亦可塞入其寢舍。”

二人不但自己用左手抄錄,還在裝訂成書後,於扉頁寫了一行字:“此真道學也請閣下謄抄傳播。”

越來越多學生加入抄寫行列,只用了一個月時間,《大學章句疏義》就從上舍傳播到內舍,甚至在外舍也有零星出現。

還有不嫌事兒大的,在太學的大門、茅房、牆壁上寫字:三綱者,明明德,親民,止於至善。八目者,格物,致知,誠意,正心,修身,齊家,治國,平天下。此聖賢大道,君子之繩,不可不察。

禁書的傳播速度,遠遠快於正常書籍。

到秋末之時,就連朝堂官員,都已經接觸到《大學章句疏義》。

有學生不甘寂寞,抄錄書籍之後,專挑名聲還算好的官員,偷摸跑去其宅第,猛地扔到圍牆內。又或者把書扔在門外,敲門之後立即開溜。

朝廷禁朝廷的,大家看大家的。

半年時間不到,東京的讀書人談論學問,張口三綱八目,閉口修齊治平。

在士子口中,朱銘不再叫朱探花、朱學正,而是喚作朱金州、朱大學。

一些京朝官給親友寫信,也會主動推薦《大學章句疏義》,說這本書可以批判閱讀,最好讓族中晚輩也去批判一下。

(本章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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